郑朝朔问：“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？”
先生曰：“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。
更于事物上怎生求？且试说几件看。
”
朝朔曰：“且如事亲，如何而为温清之节，如何而为奉养之宜，须求个是当，方是至善。
所以有学问思辨之功。
”
先生曰：“若只是温清之节，奉养之宜，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。
用得甚学问思辨？惟于温清时，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。
奉养时，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。
此则非有学问思辨之功，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缪。
所以虽在圣人，犹加精一之训。
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，便谓至善，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清奉养得仪节是当，亦可谓之至善矣。
”
爱于是日又有省。
先生曰：“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。
更于事物上怎生求？且试说几件看。
”
朝朔曰：“且如事亲，如何而为温清之节，如何而为奉养之宜，须求个是当，方是至善。
所以有学问思辨之功。
”
先生曰：“若只是温清之节，奉养之宜，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。
用得甚学问思辨？惟于温清时，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。
奉养时，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。
此则非有学问思辨之功，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缪。
所以虽在圣人，犹加精一之训。
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，便谓至善，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清奉养得仪节是当，亦可谓之至善矣。
”
爱于是日又有省。
澄问：“有人夜怕鬼者，奈何？”
先生曰：“只是平日不能‘集义’，而心有所慊，故怕。
若素行合于神明，何怕之有？”
子莘曰：“正直之鬼不须怕，恐邪鬼不管人善恶，故未免怕。
”
先生曰：“岂有邪鬼能迷正人乎？只此一怕，即是心邪，故有迷之者，非鬼迷也，心自迷耳；如人好色，即是色鬼迷；好货，即是货鬼迷；怒所不当怒，是怒鬼迷；惧所不当惧，是惧鬼迷也。
”
先生曰：“只是平日不能‘集义’，而心有所慊，故怕。
若素行合于神明，何怕之有？”
子莘曰：“正直之鬼不须怕，恐邪鬼不管人善恶，故未免怕。
”
先生曰：“岂有邪鬼能迷正人乎？只此一怕，即是心邪，故有迷之者，非鬼迷也，心自迷耳；如人好色，即是色鬼迷；好货，即是货鬼迷；怒所不当怒，是怒鬼迷；惧所不当惧，是惧鬼迷也。
”
问立志。
先生曰：“只念念要存天理，即是立志。
能不忘乎此，久则自然心中凝聚。
犹道家所谓‘结圣胎’也。
此天理之念常存，驯至于美大圣神，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耳。
”
先生曰：“只念念要存天理，即是立志。
能不忘乎此，久则自然心中凝聚。
犹道家所谓‘结圣胎’也。
此天理之念常存，驯至于美大圣神，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耳。
”
爱问文中子、韩退之。
先生曰：“退之，文人之雄耳；文中子，贤儒也。
后人徒以文词之故，推尊退之，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。
”
爱问：“何以有拟经之失？”
先生曰：“拟经恐未可尽非。
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？”
爱曰：“世儒著述，近名之意不无，然期以明道；拟经纯若为名。
”
先生曰：“著述以明道，亦何所效法？”
曰：“孔子删述《六经》以明道也。
”
先生曰：“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？”
爱曰：“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；拟经似徒拟其迹，恐于道无补。
”
先生曰：“子以明道者，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？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［náo］于世也？天下之大乱，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。
使道明于天下，则《六经》不必述。
删述《六经》，孔子不得已也。
自伏羲画卦，至于文王、周公，其间言《易》，如《连山》《归藏》之属，纷纷籍籍，不知其几，《易》道大乱。
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，知其说之将无纪极，于是取文王、周公之说而赞之，以为惟此为得其宗。
于是纷纷之说尽废，而天下之言《易》者始一。
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皆然。
《书》自《典》《谟》以后，《诗》自《二南》以降，如《九丘》《八索》，一切淫哇逸荡之词，盖不知其几千百篇。
《礼》《乐》之名物度数，至是亦不可胜穷。
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，然后其说始废。
如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中，孔子何尝加一语？今之《礼记》诸说，皆后儒附会而成，已非孔子之旧。
至于《春秋》，虽称孔子作之，其实皆鲁史旧文。
所谓‘笔’者，笔其旧；所谓‘削’者，削其繁，是有减无增。
孔子述《六经》，惧繁文之乱天下，惟简之而不得，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，非以文教之也。
《春秋》以后，繁文益盛，天下益乱。
始皇焚书得罪，是出于私意，又不合焚《六经》。
若当时志在明道，其诸反经叛理之说，悉取而焚之，亦正暗合删述之意。
自秦、汉以降，文又日盛，若欲尽去之，断不能去。
只宜取法孔子，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，则其诸怪悖之说，亦宜渐渐自废。
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？某切深有取于其事，以为圣人复起，不能易也。
天下所以不治，只因文盛实衰，人出己见，新奇相高，以眩俗取誉，徒以乱天下之聪明，涂天下之耳目，使天下靡然，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，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，反朴还淳之行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。
”
爱曰：“著述亦有不可缺者，如《春秋》一经，若无《左传》，恐亦难晓。
”
先生曰：“《春秋》必待《传》而后明，是歇后谜语矣，圣
先生曰：“退之，文人之雄耳；文中子，贤儒也。
后人徒以文词之故，推尊退之，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。
”
爱问：“何以有拟经之失？”
先生曰：“拟经恐未可尽非。
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？”
爱曰：“世儒著述，近名之意不无，然期以明道；拟经纯若为名。
”
先生曰：“著述以明道，亦何所效法？”
曰：“孔子删述《六经》以明道也。
”
先生曰：“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？”
爱曰：“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；拟经似徒拟其迹，恐于道无补。
”
先生曰：“子以明道者，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？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［náo］于世也？天下之大乱，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。
使道明于天下，则《六经》不必述。
删述《六经》，孔子不得已也。
自伏羲画卦，至于文王、周公，其间言《易》，如《连山》《归藏》之属，纷纷籍籍，不知其几，《易》道大乱。
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，知其说之将无纪极，于是取文王、周公之说而赞之，以为惟此为得其宗。
于是纷纷之说尽废，而天下之言《易》者始一。
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皆然。
《书》自《典》《谟》以后，《诗》自《二南》以降，如《九丘》《八索》，一切淫哇逸荡之词，盖不知其几千百篇。
《礼》《乐》之名物度数，至是亦不可胜穷。
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，然后其说始废。
如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中，孔子何尝加一语？今之《礼记》诸说，皆后儒附会而成，已非孔子之旧。
至于《春秋》，虽称孔子作之，其实皆鲁史旧文。
所谓‘笔’者，笔其旧；所谓‘削’者，削其繁，是有减无增。
孔子述《六经》，惧繁文之乱天下，惟简之而不得，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，非以文教之也。
《春秋》以后，繁文益盛，天下益乱。
始皇焚书得罪，是出于私意，又不合焚《六经》。
若当时志在明道，其诸反经叛理之说，悉取而焚之，亦正暗合删述之意。
自秦、汉以降，文又日盛，若欲尽去之，断不能去。
只宜取法孔子，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，则其诸怪悖之说，亦宜渐渐自废。
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？某切深有取于其事，以为圣人复起，不能易也。
天下所以不治，只因文盛实衰，人出己见，新奇相高，以眩俗取誉，徒以乱天下之聪明，涂天下之耳目，使天下靡然，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，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，反朴还淳之行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。
”
爱曰：“著述亦有不可缺者，如《春秋》一经，若无《左传》，恐亦难晓。
”
先生曰：“《春秋》必待《传》而后明，是歇后谜语矣，圣
问：“圣人应变不穷，莫亦是预先讲求否？”
先生曰：“如何讲求得许多？圣人之心如明镜，只是一个明，则随感而应，无物不照，未有已往之形尚在，未照之形先具者。
若后世所讲，却是如此，是以与圣人之学大背。
周公制礼作乐以文天下，皆圣人所能为，尧、舜何不尽为之而待于周公？孔子删述《六经》以诏万世，亦圣人所能为，周公何不先为之而有待于孔子？是知圣人遇此时，方有此事。
只怕镜不明，不怕物来不能照。
讲求事变，亦是照时事，然学者却须先有个明的工夫。
学者唯患此心之未能明，不患事变之不能尽。
”
曰：“然则所谓‘冲漠无朕，而万象森然已具’者，其言何如？”
曰：“是说本自好，只不善看，亦便有病痛。
”
先生曰：“如何讲求得许多？圣人之心如明镜，只是一个明，则随感而应，无物不照，未有已往之形尚在，未照之形先具者。
若后世所讲，却是如此，是以与圣人之学大背。
周公制礼作乐以文天下，皆圣人所能为，尧、舜何不尽为之而待于周公？孔子删述《六经》以诏万世，亦圣人所能为，周公何不先为之而有待于孔子？是知圣人遇此时，方有此事。
只怕镜不明，不怕物来不能照。
讲求事变，亦是照时事，然学者却须先有个明的工夫。
学者唯患此心之未能明，不患事变之不能尽。
”
曰：“然则所谓‘冲漠无朕，而万象森然已具’者，其言何如？”
曰：“是说本自好，只不善看，亦便有病痛。
”
问：“宁静存心时，可为‘未发之中’否？”
先生曰：“今人存心，只定得气。
当其宁静时，亦只是气宁静，不可以为‘未发之中’。
”
曰：“未便是中，莫亦是求中功夫？”
曰：“只要去人欲、存天理，方是功夫。
静时念念去人欲、存天理，动时念念去人欲、存天理，不管宁静不宁静。
若靠那宁静，不惟渐有富静厌动之弊，中间许多病痛，只是潜伏在，终不能绝去，遇事依旧滋长。
以循理为生，何尝不宁静；以宁静为主，未必能循理。
”
先生曰：“今人存心，只定得气。
当其宁静时，亦只是气宁静，不可以为‘未发之中’。
”
曰：“未便是中，莫亦是求中功夫？”
曰：“只要去人欲、存天理，方是功夫。
静时念念去人欲、存天理，动时念念去人欲、存天理，不管宁静不宁静。
若靠那宁静，不惟渐有富静厌动之弊，中间许多病痛，只是潜伏在，终不能绝去，遇事依旧滋长。
以循理为生，何尝不宁静；以宁静为主，未必能循理。
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