澄曰:“好色、好利、好名等心,固是私欲,如闲思杂虑,如何亦谓之私欲?”
先生曰:“毕竟从好色、好利、好名等根上起,自寻其根便见。
如汝心中决知是无有做劫盗的思虑,何也?以汝元无是心也。
汝若于货、色、名、利等心,一切皆如不做劫盗之心一般,都消灭了,光光只是心之本体,看有甚闲思虑?此便是‘寂然不动’,便是‘未发之中’,便是‘廓然大公’。
自然‘感而遂通’,自然‘发而中节’,自然‘物来顺应’。
问“志至气次”。
先生曰:“志之所至,气亦至焉之谓,非极至、次二之谓。
‘持其志’,则养气在其中;‘无暴其气’,则亦持其志矣。
孟子救告子之偏,故如此夹持说。
“万象森然时,亦冲漠无朕,冲漠无朕即万象森然。
冲漠无朕者,‘一’之父;万象森然者,‘精’之母。
‘一’中有‘精’,‘精’中有‘一’。
“定者,心之本体,天理也。
动静,所遇之时也。
问《律吕新书》。
先生曰:“学者当务为急,算得此数熟亦恐未有用,必须心中先具礼、乐之本,方可。
且如其书说多用管以候气,然至冬至那一时刻,管灰之飞或有先后,须臾之间,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?须自心中先晓得冬至之刻始得,此便有不通处。
学者须先从礼、乐本原上用功。
问:“孔子正名,先儒说上告天子,下告方伯,废辄立郢,此意如何?”
先生曰:“恐难如此。
岂有一人致敬尽礼,待我而为政,我就先去废他,岂人情天理!孔子既肯与辄为政,必已是他能倾心委国而听。
圣人盛德至诚,必已感化卫辄,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,必将痛哭奔走,往迎其父。
父子之爱,本于天性,辄能悔痛真切如此,蒯聩岂不感动底豫?蒯聩既还,辄乃致国请戮。
聩已见化于子,又有夫子至诚调和其间,当亦决不肯受,仍以命辄。
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辄为君。
辄乃自暴其罪恶,请于天子,告于方伯诸侯,而必欲致国于父。
聩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,请于天子,告于方伯诸侯,必欲得辄而为之君。
于是集命于辄,使之复君卫国。
辄不得已,乃如后世上皇故事,率群臣百姓尊聩为太公,备物致养,而始退复其位焉。
则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,名正言顺,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。
孔子正名,或是如此。
“不可谓‘未发之中’常人俱有。
盖体用一源,有是体即有是用。
有‘未发之中’,即有‘发而皆中节之和’。
今人未能有‘发而皆中节之和’,须知是他‘未发之中’亦未能全得。
问:“孔子谓武王未尽善,恐亦有不满意?”先生曰:“在武王自合如此。

曰:“使文王未没,毕竟如何?”
曰:“文王在时,天下三分已有其二;若到武王伐商之时,文王若在,或者不致兴兵,必然这一分亦来归了。
文王只善处纣,使不得纵恶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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